雷潔瓊:在學界和政界之間

 

來源:中國新聞網

  雷潔瓊: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法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05年9月12日出生於廣州,剛度過105歲高齡,中正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前身)籌備委員會委員之一,政治系教授,北京校友會名譽會長、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建人之一,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副市長、民進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1月9日17時38分,雷潔瓊在北京逝世,享年106歲。
  雷潔瓊壽過一個世紀,跨越清末、民國和共和國三個時代。她不僅是國共兩個時代的見證者,而且也是這兩個時代的歷史書寫者之一。她一生遊走於學界和政界之間,所不同的是,在中華民國時代,她以“民主鬥士”著稱;在共和國時代,她以社會活動家和學者的身份存入人們的記憶。
  從社會學走向社會
  清末遺世,變革暗流湧動:守舊者一仍如舊,維新改良主義者秉西學為用。殆到1911年辛亥雲起,中華民國揭幕,中國進入“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軍閥時代,一個可以説是最壞也可以説最好的時代。説最壞,是因為“兄弟倪牆”,“外侮”伺機;説最好,是因為無一統全國之號令,則知識界、思想界百家呈現,學者大多是指點江山的參政者。從這個時代吮吸養料的成長的學人,大多也有家國情懷的秉賦。雷潔瓊就是如此。
  雷潔瓊,1905年9月出生於廣州的一個讀書人家。父親雷子昌曾考取過清朝舉人,因受到維新改良主義的影響,思想頗為開明,主張婦女受教育和經濟獨立。雷潔瓊在孩提時代,就接受了這樣的教育;而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的背景,則讓她少了一些女性的細膩,多了一些俠女的氣概。
  1919年五四運動,年僅14歲的雷潔瓊,滿懷家國情懷,奔走在南國廣州的街頭,登台演講,振臂吶喊。一個14歲的人是否意識到“五四”所褒揚的“德賽二先生”對中國啓蒙的意義,還很難説,但此後的人生道路帶有這種印記則是必然的。“德先生”在西方,“賽先生”為西學。於是,雷潔瓊加入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出國留學潮行列。
  雷潔瓊1924年赴美國留學,1927年入美國南加州大學學習。1931年完成着重探討旅居美國的華人後裔受東西方文化影響後人格成長特點的碩士畢業論文《美國華僑的第二代》,博得南加州大學教授們的讚譽。獲得學位的當年,雷潔瓊回國到燕京大學任教。
  社會學是一門純西方的學問,是一門與人類現代化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學科。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維新派引進中國。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着巨大的社會變遷,倡導維新的前賢如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人,都從這門學科中尋找社會變革(特別是戊戌維新變革)的理論武器。社會學對國人來説,是被當成經世致用的學問的。雷潔瓊選擇這門學科,想來初衷也是如此。因此,在象牙塔裏的雷潔瓊,眼光是放眼整個中國社會的。她似乎並不在意這門學科最初要義,倒更喜歡以此作為參與社會的一門暗器。在這一過程中,也成就了她“民主鬥士”的威名。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步步緊逼,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書桌了,走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成為學子們唯一的選擇。在“一二·九”的遊行行列中,雷潔瓊所作所為是那樣地引人注目,以至於當時的媒體以“學生遊行隊伍中唯一的女教授”稱之。
  1937年七七事變後,雷潔瓊應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邀請,進入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擔任訓導教師兼婦女幹部訓練班主任。
  在這裏,雷潔瓊以社會學專業,為江西婦女運動和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她經常深入實際,下到基層調查瞭解情況,寫出了諸如《抗戰中的農村婦女》《抗戰初期的江西婦女運動》《江西怎樣組訓農村婦女》等反映和指導江西婦女運動的文章。
  這期間,雷潔瓊與中共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與交往。1938年5月,她在赴廬山參加婦女談話會時,聽到了鄧穎超所作的報告,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與鄧穎超的友誼由此開啓。1939年春,南昌淪陷前夕,雷潔瓊撤退到吉安。得知周恩來在浙東抗戰前線視察,途經吉安作短暫停留,便前去拜訪。
  “下關慘案”中的“民主鬥士”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在戰與和的選擇中較量着。
  12月,雷潔瓊和馬敍倫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希望促進國內和平。第二年6月23日,以馬敍倫為團長的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前往南京請願。41歲的雷潔瓊是請願團最年輕的代表。代表團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在這次行動中,雷潔瓊贏得了“民主鬥士”的美譽。中共參加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聞訊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當天深夜趕往醫院探望,周恩來以“你們的血不會白流的!”為鼓勵,毛澤東和朱德也電報慰問。
  對於這次慘案,雷潔瓊刻意保留着歷史的記憶。慘案過後,她就蒐集有關媒體的報道,並自己裝訂成冊的一本剪報彙集,封面上寫“‘下關事件’上海人民請願代表團1946·6·23”。
  1949年4月19日,曾經歷“下關事件”的14人,到燕京大學雷潔瓊家中聚會。雷潔瓊回憶説:他們一方面重敍“六·二三”下關事件的往事回憶,另一方面共同慶祝新中國即將成立,並慷慨賦詩,簽名留念。1996年,雷潔瓊將這些已珍藏了半個世紀的信箋,連同她自己的剪報集子一起,捐贈給上海圖書館。
  此後,雷潔瓊與中共的交往日益密切。1949年1月中旬,她和丈夫嚴景耀受民進主席馬敍倫的委託,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訪問,與毛澤東徹夜長談,在“聆聽他關於如何把革命進行到底、知識分子問題、對民主黨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國建設的談話”後,雷潔瓊認為自己“得到一次畢生難忘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
  1949年9月,雷潔瓊作為民進的代表參與建國的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見證了開國大典的歷史時刻。
政治運動的幸運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雷潔瓊復歸本行,在燕京大學任教。但此時卻傳來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蘇聯已取消了社會學,中國也將在高等學校中停辦社會學系,引起了清華社會學系中許多教授的反對,費孝通是激烈反對者之一。但到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系還是被取消了。
  雷潔瓊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一呆就是20年,她的職務是教授兼副教務長。這20年,是中國政壇上多事的年代,也是社會學系無立足之地的時代。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社會學專業的學者,大多沒有逃過右派這頂帽子,但雷潔瓊卻成為少數的幸運者之一。
  何以雷潔瓊成為幸運者?梳理1957年前後的歷史,的確讓人感到困惑。
  1956年國際社會學會召開,蘇聯居然派代表團參加,而效仿蘇聯取消了這門學科的中國則沒有派代表團。美國《新時代》雜誌對此提出疑問。為此,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成立了“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由當時任中央勞動幹部學校副校長的陳達主持其事。
  1957年1月,吳景超在《新建設》發表了試探性的文章《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首先提出恢復社會學的問題。李景漢在1957年2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這篇文章帶來的巨大反響,讓大家看到了社會學的生命力。1957年春節期間,費孝通、潘光旦、吳文藻等談到《人民日報》的相關內容,認為社會學工作有恢復的可能性。2月20日,費孝通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關於社會學,説幾句話》。費孝通説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夫婦問題、養老問題、兒童問題、人口問題現在沒有人研究。這類問題是會跟着社會發展不斷出現的,並不會太平無事的。他強調:“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它的變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來,不就是學問麼?至於這些科學稱什麼名稱,那倒無關宏旨。如果大家覺得社會學三個字不討厭,用三個字也要得。”
  在費孝通等社會學家在報紙上呼籲的時候,雷潔瓊沒有發出自己的聲音。不過,作為一名社會學的教授,她顯然是贊同的。
  1957年3月20日,雷潔瓊、嚴景耀夫婦借請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的中山大學副校長陳序經吃飯的機會,邀請陳達、李景漢、吳文藻、吳景超、費孝通、趙承信、吳澤霖、林耀華等幾位社會學界的領袖人物作陪。費孝通“利用這個場合,引導大家談到社會學的事”。並且約定過一個時間,由他約請大家再談。《新建設》聽到這個消息後,打電話給費孝通,説中宣部要他們對於社會科學方面多做些工作。《新建設》願意請費孝通等社會學家吃飯,並座談社會學問題。會議記錄由他們發表。
  4月10日,《新建設》召集社會學問題座談會。陳達、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潘光旦、吳文藻、林耀華等二十餘人蔘加了會議。費孝通主持會議,會上討論“關於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幾點意見”,着重談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問題。
  5月中旬,中央宣傳部召集了在京的社會學家開了一次會,擬定陳達、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雷潔瓊、袁方等人為中科院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委員。6月9日下午,在北京南太常寺十二號陳達家裏召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即成立會議。會議由陳達主持,討論了恢復社會學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步驟。《新建設》1957年7月號上也刊登了4月座談會的記錄。
  而此時,反右運動已經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了。恢復社會學被看作“章羅聯盟”全部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批判。一時間,聲討“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的批判文章鋪天蓋地。除雷潔瓊外,參加這次會議的學者都被打成右派。
  以當年反右的情勢而言,費孝通、吳景超等人有言論授人以柄,雷潔瓊雖不見言論,但她們夫婦竟然邀請社會學界領袖聚會,足可以“聚於密室,煽風點火”的罪名而罪加一等的。但在反右派運動相互揭發的常態中,卻未被人提及,實在是咄咄怪事。
  不僅如此,在揭發者的文章中,也好像有意地忽略了雷潔瓊的名字。比如,1957年8月30日,林耀華等在《費孝通的資產階級社會學是一些什麼貨色》一文説,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是“章羅聯盟”復辟資本主義的重要陣地,在這個陣地上費孝通以“社會學界的把頭姿態出現,拉攏他的一些一貫對黨不滿的‘老師’、也是他的追隨者——潘光旦、陳達、吳文藻、吳景超、李景漢,彼此勾結起來,互相標榜吹捧,利用合法組織進行非法活動,製造空氣,陰謀進行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活動”。在恢復社會學的座談會上每次都參加的雷潔瓊的名字,則沒有提及。
  顯然,雷潔瓊受到了某種庇護。
  雷潔瓊在回憶與周恩來的交往文章中説:“1958年的一天,反右鬥爭剛過不久,鄧穎超約我到中南海西花廳共進午餐。當我到達時,周總理和鄧大姐已在等候。他們詳細詢問了我的情況,又向我瞭解了幾位老知識分子的情況,鼓勵我多做知識分子的工作,令我心中非常感動。”
  或許,是周恩來的庇護,讓她逃脱了厄運。
在學界和政界之間
  1979年以後,雷潔瓊被一連串的頭銜籠罩着:著名的社會學家、法學家、教育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和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七屆、八屆、九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十屆、十一屆名譽主席。
  而雷潔瓊晚年卻説:“説到底,我只是一個老教師。在所有的稱呼中,我最喜歡教授這個頭銜。我雖然做過一些社會工作,但我一直沒有離開過教師崗位。”的確,她雖然身居高位,但每逢給學生上課的那天,她都會早早做好講義,認真講課。
  儘管如此,作為教授的雷潔瓊,在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耕耘時間則少了許多。她對於社會學的最大貢獻,則是承接1957年恢復這門學科的倡議,在1981年率先提出《關於社會學的幾點意見》。也是在她的大力倡導下,1982年,北京大學成立了社會學系,她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相比於在社會學領域的貢獻,雷潔瓊作為社會活動家在社會和政界的貢獻則被歷史銘記。她以戰略的思考推動着中國教育的法制化進程。她先後參與了《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教育法》等國家大法的制定,並奔波於大江南北檢查執法情況。她作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為兩個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殫精竭慮。
  熟悉雷潔瓊的人都説,她是一個大嗓門。作為頭頂光環的學者,除了在她參與的領域或某個重要紀念日在媒體出現外,她卻很少發出自己的聲音,以至於只有在國家級會議的名單中,她才能喚起人們的記憶。
  不過,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在一個世紀的行走中,為社會貢獻了那麼多。即使拋開那些類似光環的頭銜,懷念她的理由依然充分!(文/徐慶全)